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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民主党派参政历史概述

一、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合作

19311945年抗日战争,即“九一八”事变—抗日战争胜利期间,正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处在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在极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民主党派的先锋人物挺身而出,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成立各种各样的政党组织,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当中。 

(一)抗日救国中的民主党派

 抗日战争的爆发,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提供了条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准备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把目标指向华北,妄图制造第二个“满洲国”,进而吞并全中国。早在19357月,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的要求,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于81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就是有名的《八一宣言》。《宣言》呼吁: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联合起来,组成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抗日联军,共同进行抗日救国斗争,同时还提出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宣言》首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和响应。

193510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225,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会议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问题,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瓦窑堡会议是第二次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方针,为全党和全国民众指明了抗日救国的方向。

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根据此次会议的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作了进一步阐述。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性文献,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各民主党派会同中国共产党迫使当权的国民党不得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承认中国共产党和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并先后于19378月和19387月成立和召开了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做出了团结各党派共同抗日的民主姿态。在蒋介石于1939年冬至1940年春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沈钧儒等主张抗日的党派领导人和张澜等社会贤达,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反动图谋,便在重庆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其宗旨为“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事实,探讨国事政策,以求意见之一致,促成行动之团结。”会议选常务干事,公推黄炎培为主席。统一建国同志会虽然还不是一个政党,但其成立具有重大意义,为后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关系十分紧张,面临着重开内战的危机。各党派对国民党大为失望,对中共所持立场深表同情。1941210,中国共产党与各党派领导人聚谈,各党派“深感为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皖南事变”更加促进了各党派的联合,经过反复讨论,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团结了广大爱国民主人士,为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二)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民主党派

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民主党派是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产物。在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他们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积极投入“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中,组成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各种形式支持抗日,打击侵略者,为中华民族的和平统一贡献力量。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典型民主党派之一。宋庆龄是民革的名誉主席,孙中山的夫人、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193112月,邓演达因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武装起义而被捕。当她得知蒋介石已将邓演达秘密杀害后,义愤填膺,奋笔疾书,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宋庆龄之宣言》。《宣言》无情地揭露了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残害革命者的种种罪行,宣布国民党已经“灭亡”。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民主派坚决反对国民党打内战。1945年秋,何香凝与陈劭先、李民欣、李朗如、陈此生等人商议,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并起草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章程》。蒋介石挑起内战后,1947610,何香凝、李济深联合发表了《致海外国民党同志暨同胞书》,历数国民党反动派的罪状,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1947年秋,在酝酿成立国民党民主派联合组织的时候,何香凝明确提出了要与共产党合作的政治主张,并建议这组织应命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从此中国国民党委员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最著名的民主党派。

中国民主同盟会是比较早同蒋介石独裁统治进行斗争的民主党派。193911月,国民参政会中各个中间党派和部分民主人士在重庆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3月,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510月,民盟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充实了大批进步力量,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纲领》,提出“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政治主张。在19461月举行的旧政治协商会议上,民盟与中共密切合作,在重大政治主张和行动上事先交换意见。政协会议后,在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中,民盟的优秀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等人先后被国民党政府杀害,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中国民主促进会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中有比较大的社会影响。民进《对于时局的宣言》主张,国民党“自动改革政权,实现民主”,要求“国民党立即无条件地还政于民,立即无条件的停止内战”,“友邦从速撤退驻华各军”,民主“制定适应时代的建国大纲”。19461月,民进发表了给政治协商会议的建议书,强烈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保证人民一切自由,组织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民进杰出领袖马叙伦在认清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本质,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他曾说:我“在热血沸腾,走投无路的时候,终于找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洪流中去。” 

(三)推动民族经济发展的民主党派

民主党派各个政党成立的时候,是民族经济极其脆弱的时期。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九三、台盟等,作为一个个新的政党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使民族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曙光。

民建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政党,主要反映和代表民族工商业者及其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的利益,但又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而是具有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其成员不仅包括民族工商业者,还包括与之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还有少数共产党员,这一特点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性,以及旧中国外无民族独立、内无民主自由,缺乏和平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特别是在国共两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不可能产生强大的具有中间性质的政党,只能组成联盟性质的政党。民建主要创始人之一的胡厥文,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民族资本家。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他联合同业赶制武器弹药,援助十九路军抗战。1937年,上海沦陷之际,为了支援抗战和保存我国民族工业的生存和发展,他又动员百余家机器工厂内迁四川等地,并长期担任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在我国民族工业中享有一定声望。抗战后期,他积极组织工商业界参加抗日民主运动。抗战胜利后,他有感于时局,积极呼吁工商业界人士联合起来,为争取民主建国而斗争。

19451216,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白象街实业大厦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近百人。大会主席团由黄炎培、胡厥文、黄墨涵组成。胡厥文致开幕词,他说明了建立民主建国会的目的,即“促成民主”。因为“抗战八年来,工业家前仆后继,努力为国奋斗,而抗战结束之今日,形成工业萎缩,考其原因实由于不民主,此为过去惨痛之事实”。为了保持民主精神,胡指出,本会成员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以国家民族为前提,不屈服于任何威力,以大公无私的精神奋斗到底。民主建国会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民主建国会政纲》等文件。从此走上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 

(四)促进民主政治运动的民主党派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形成是近代政党产生的最主要的思想条件。资产阶级政治学家提出“天赋人权”、“人民王权”的思想,打破了封建君主宣扬的“君权神授”的神话,建立了民主政治学说。民主政治认为,所谓权力并不是神授的,它是人民让出自己的一份权力,产生了一个权力机关,是人民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力交给国家去行使。人民与国家是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国家权力的大小由人民交出权力的多少来决定,权利实施的结果如何应由人民来评价。按照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要求,国家政治生活主要是通过选举活动和议会活动来实现国家治理权的更迭。资产阶级内部各个阶层和利益集团都获得了组织政党参加国家管理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也获得进行政党活动的政治空间和舞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的这一形成发展过程,对资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抗日战争前后,中国面临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摧残下,追求民主爱国思想,争取光明前途,一部分爱国民主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联合起来成立各种民主政党。

在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各民主党派揭露其扼杀民主运动、坚持独裁内战的阴谋,以促进民众觉醒。积极参加国统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政治斗争,声援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解放前夕,民建又通过多种渠道,以各种方式向广大群众、特别是工商界介绍解放战争形势,介绍解放区情况,宣传解释中共经济政策,安定人心,为迎接解放和建立新中国作出了贡献。 

(五)创立联合政府,建立新中国的民主党派

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主张“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立即得到全中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于是,中国政治舞台的两大政治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谈判。与此同时,重庆、上海、广州等地纷纷成立民主党派。召开党派会议,推动民主政治,建立联合政府成为中国当时的舆论主流。

1947年,在陕西米脂的杨家沟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号召“联合工农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次年425日,毛泽东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城南庄致电在中共中央机关驻地西柏坡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就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提出六项议题,首先提出:“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问题。” 1948430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第五条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5月5,李济深等 12名民主人士分别致电毛泽东和全国,表示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194935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上,毛泽东提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现在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中共中央正式决定:通过召开政协会议,履行建国程序。

同年6月,为筹备建国,毛泽东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分别接触,进行面对面协商。15日,“新政协”(为区别1946年由国民党召集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共倡议的政治协商会议,把前者称为“旧政协”,后者称为“新政协”)筹备会议开幕。为会议正名,周恩来建议加上“中国人民”四个字。92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开幕。

二、响应“五一”号召,积极参加建设新中国的“参政议政”

(一)“五一”号召发表的时代背景与基本主张

1948年春,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已陷入全面危机。各解放区军民,英勇地抗击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经过8个月的时间,消灭了敌军71万人,迫使国民党军队停止了全面进攻。接着人民解放军开始逐步地展开了战略性反攻。此时的蒋介石政府已经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无论政治、军事等形势,都向着有利于革命阵营的方面迅猛发展。中国共产党在4月30日适时地发出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是毛泽东主席于1948年“五一”劳动节前夕,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五一”劳动节口号最早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蒋介石独裁统治,建

立新中国,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纲领。

 “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共23条,全面阐述了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其中第四条是:“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第五条明确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二)“五一”号召的深远历史影响

纪念“‘五一’节劳动口号”是贯彻和实现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基本政治路线的继续,是建立新中国的动员令和宣言书。“五一”劳动节口号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她的发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五一”号召为“统一战线”、“多党合作”制度奠定了基础。“统一战线”、“多党合作”,是我国基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国家繁荣兴旺的法宝。在过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将来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也必将发挥巨大作用。

“五一”号召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提供了历史典范。长期的革命实践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对于民主党派来说,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参加新政府运动,确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参政党历史上一个重大转折,没有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就没有参政党组织的今天。特别是在历史转换的每一个重要关头,中国共产党都为我们指明正确的方向,引导我们前进,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参政党必然的历史选择,是参政党的光荣传统,是参政党老一辈领导人的政治交代,是参政党的立党之本。

以历史的名义看待五一口号,意义就在于我国各参政党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领导人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光荣传统。坚定不移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加强参政党自身建设,进一步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用,积极开展促进祖国统一工作,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贡献。 

(三)民主党派对“五一”号召的强烈反应

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和真诚合作的愿望,反映了中国历史前进的时代趋势,因此立即受到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无党派民主人士和海外侨团的热烈拥护和响应。纷纷表示拥护共产党关于“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194854,陈嘉庚代表新加坡华侨致电毛泽东,拥护召开新政协和成立联合政府。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在香港联合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电文完全赞成“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称:“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之本旨,何胜钦企。”他们还联合通电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和全国同胞,公开响应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通电中说:读中国共产党五一劳动节号召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与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除电达中共表示同意外,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 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号召台湾同胞“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

5月23日,民主建国会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秘密召开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一致通过“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的决议。6月,留港妇女界何香凝等232人联合发表响应‘五一’口号的声明;6月4日,在港的各界人士125人联合发表声明,赞同中共‘五一’口号。6月9日、13日、25日,中国致公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分别发表响应“五一”口号的声明。马来西亚等国的华侨团体通电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公开宣告站在人民一边,完全赞同中共中央提出的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参加筹备新政协,同中国共产党一道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表明我国各民主党派抛弃了“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和某些人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在国共两党的激烈斗争中,最终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共团结合作的立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在民主党派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此后,他们中许多代表人物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纷纷来到解放区,进行建国筹备工作。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共同纲领》的制定,标志着我国各民主党派完成了向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性转变。 

(四)民主党派为新政协所作的贡献

响应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开展新政协运动是一次民主党派自我教育、不断提高政治觉悟的过程,是一次批判“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坚定民主党派参加人民民主战线的斗争。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各民主党派通过召开讨论会、座谈会,围绕召开新政协问题贡献意见,形成了一个广泛的新政协运动和新的统一战线运动。

194858日起,在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以“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为题,就中共“五一”号召连续召开座谈会。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声明,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筹备召开新政协、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工作。

为更好地团结和正确对待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充分发挥他们在筹备新政协中的作用,1949122,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指出:我党对待民主人士的方针应该是以彻底坦白与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政治的及有关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积极地教育与争取,一切可以公开谈的,都可以谈。217,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如何对待民主党派、团体的地方组织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对于各民主党派应本着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分子、淘汰反动分子的方针进行工作,并以坦白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党的政策和主张,与之协商一切重大问题,以争取他们与中共一道前进。在这期间,中共中央还与各民主党派协商确定了民主党派的性质及工作范围。如民盟应成为各民主阶级的政治联盟,民建应以团结、教育、领导工商业者,为经济建设服务为主要任务等。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通过在解放区的亲身体验,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与中共取得了一致的认识。

194992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有党派、区域、军队、团体共45个单位,662名代表。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人民大团结的盛会。毛泽东致开幕词,宣告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了。他说: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随后,各界各方面的代表人士相继发言,各民主党派的代表均在大会讲了话,表达他们对新中国的热望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支持,以及对于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信心。

三、风雨同舟,富国强民的光辉历程

(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的民主党派

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运动中,广大民主党派成员和民主人士,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为本党当前的中心政治任务,并进行了具体部署。号召全体成员一致奋起,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与全国人民共同行动,为贯彻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完成这一重大的光荣任务而奋斗。

面对美帝国主义悍然武装干涉朝鲜内政,严重威胁我国的和平与安全,全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纷纷表示拥护中央政府的声明,有的要求以志愿的行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对抗美援朝这一重大问题,中共中央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多次在党内讨论,征求意见。195010月初,中共中央在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过程中,及时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进行了认真的协商,征求他们的意见。周恩来和李维汉出面,分别约他们座谈三次,向他们反复说明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消极防御是不行的。我们反抗美帝侵略是完全必要和完全正义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也都是同意出兵援朝的,有的一开始座谈就很坚决,主张出兵;个别人有点疑虑,经过座谈,很快取得了一致。1950114,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人民政协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联名发表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宣言》严正指出: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中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益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中国各民主党派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随后,各民主党派分别迅速发出指示,号召广泛开展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宣传教育,大力推动各自的成员积极投身到这一伟大正义的斗争中去。民建中央特意举行扩大会议,请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到会作报告,讲解抗美援朝的意义。19501130,天津市工商界举行了正义的示威游行,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122,毛泽东亲自复电表示赞许,号召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工商业家,凡属爱国者,一致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希望全中国一切爱国的工商业家,和人民大众一道,结成一条比过去更加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后,在朝鲜战场取得连续胜利,根本扭转了朝鲜战局,极大鼓舞了全中国各阶层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国内各族、各界人民爱国主义热情更加高昴。195011月至12月,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分别召开了中央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集中力量实行抗美援朝的问题。在他们的会议开幕之前,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招待会,周恩来到会作了形势报告,李维汉在会上作了题为《更加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报告。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希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诚恳坦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多提建议和批评,彼此成为诤友、益友。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民主党派利用各种形式学习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关于抗美援朝运动的文件,并通过游行示威,组织宣传队,办板报、墙报、开办夜校等,宣传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据天津、上海等21个城市不完全统计,在1950年年底前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仅工商界就有几十万人参加了示威游行。他们还组成了各种慰问团,慰劳前方志愿军将士,优抚后方的军烈属。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支援前线的捐献活动,不但捐钱,而且不少人还将金银首饰、房屋、贵重衣物等捐献出来,以供购买飞机大炮。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更是慷慨解囊。更多的人则投身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用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积极纳税等实际行动支援前线。当美帝国主义投放细菌弹后,全国又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全国人民迅速组成了强大的反侵略爱国统一战线,抗美援朝的伟大群众运动进入了高潮。 

(二)“风雨同舟,富国强民”是参政史的主旋律

“风雨同舟,富国强民”是参政史的主旋律,是基于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态势的千变万化,也基于政党活动的复杂性、挑战性,还基于社会进步与人民群众需求的期待性、发展性。只要有“风雨同舟”的坚强信念,任何艰难险阻都是可以克服的,任何大风大浪也是可以战胜的。而“富国强民”则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可以激励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爱国热情。

1949年元旦,毛泽东撰写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并于随后又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实现国内和平的八项条件。到达解放区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这两篇文章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统一了思想认识,坚决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赞成将革命进行到底。随后,民革、民盟、民促、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致公党、台盟等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声明,热烈响应这一对于时局的意见。

为了实现“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理想,从1949年起,各个民主党派进行一系列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政治建设。1115,中国民主同盟在北京召开一届四中全会,会上明确指出:本盟的方针应该是,在中共领导下,实现共同纲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以从事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民主建国会召开第一次常务委员会议,推举黄炎培、章乃器、南汉宸三位为常委会召集人,通过了以人民政协共同纲领替代民建原有政纲的提议,这是民建在组织上、政治上的重大变化。从此,民建会以新的面貌和姿态,开始了新的里程。

1950424,中国民主促进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修改了会章,通过了《关于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会纲领的决议》。大会郑重表示:本会将尽一切努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与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为彻底实现这一纲领而奋斗。194910月,农工党中央机关从香港迁到北京。同年111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明确提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教育全党;以共同纲领作为党的行动纲领,对各民主党派自中央到地方继续加强联系,友好合作;党的组织任务的总方针,是在进步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从思想上、生活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表示:“本党是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应努力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努力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为彻底实现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而坚决奋斗。”

195012月召开的九三学社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上,许德珩号召九三学社全体成员,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贡献一切力量。1952920,九三学社举行第二届全国工作会议,通过了《九三学社章程》、《九三学社的性质、方针和任务》等文件。章程明确指出:“九三学社是以小资产阶级文教科学工作者为主要成分的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政党,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并教育广大的文教科学工作者为彻底实现共同纲领而奋斗。”

“风雨同舟,富国强民”意味着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应该结成新的更广泛的统一战线。大家是“一个战壕”的挚友,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帮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1951630,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以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联合发表宣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的30年历史是一部艰苦斗争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逐步走向胜利的历史。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毛主席,掌握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的革命实际密切结合,创造了英勇无比的革命武装力量,创造了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的统一战线,经过长期的艰苦战斗,终于把祖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枷锁之下解放出来了。宣言盛赞,一部《共同纲领》,集中了全国人民的意志,是毛主席的思想应用在当时国内经济、政治、文教各项建设上的最完美的结晶。 

(三)文化大革命历尽劫难

早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就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左”倾路线的干扰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早在30多年前,民主党派就已经是一部分“劳动者的政党”了。但令人痛心的是,民主党派的这一前途不久就由于党内“左”倾路线的进一步发展而改变。1962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接受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观点,民主党派仍被错误地视为资产阶级政党。“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又被诬蔑为“反动党团”。很快,民主党派组织被查封,活动被停止,成员遭迫害。民主党派工作出现了严重挫折。“左”的指导思想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致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极度混乱,各民主党派组织和人民政协被迫关门封印,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随之基本陷于名存实亡的境地。

19665月开始的至197610月结束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的一场空前的大劫难。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冲着民主党派来的,《十六条》明确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随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出笼,“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使运动完全脱离了毛泽东预先设计的轨道。

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后,各民主党派组织被诬陷为“反动党团”,“资产阶级黑窝”,把其成员当作“全面专政”的对象。民革成员成为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民盟成为“右派团体”、民建成为“反动资本家组织”,致公党和台盟成为“里通外国”的特务组织。1966814,北京市中学红卫兵首先向民盟中央机关发出“通牒”,勒令其在72小时内解散民盟组织。823日夜,北京市中学红卫兵又散发致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的“最后通牒”,将各民主党派统统打成“非法组织”,限令各民主党派组织72小时内解散,并登报声明停止办公。26日至27日,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相继被红卫兵查封,许多珍贵的档案资料被查抄或烧毁,房屋被移作他用。各民主党派中央迫于当时全国大乱的政治局势,交出了印章。除少数人加入造反派组织之外,大部分机关工作人员被迫停职待查,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完全瘫痪。1968年,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的干部除极少数留京外,大部分先后被下放到吉林省舒兰县“五七”干校和湖北沙洋“人大政协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据不完全统计,各民主党派在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就有100人先后被抄家或被批斗,占总数的36.5%,有26名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人被迫害致死。各民主党派地方负责人及其成员遭受诬陷迫害的就更多。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民主党派成员总数为6.5万人,其中民革8000人,民进、农工党均为6000余人,九三学社为4000人。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中共与民主党派合作共事遭到了破坏,但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利用各种场合设法保护了一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使他们幸免于难,使各民主党派的组织基础得以保存。 

(四)民主党派又一次“政治解放”

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民主党派的一次“政治解放”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以后,民主党派恢复活动就是第二次“政治解放”。1977557日,中央统战部分别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爱国民主党派开展活动问题的请示报告》和《关于全国工商联开展活动问题的请示报告》,建议中共中央邀集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负责入座谈。57,中共中央召集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座谈恢复统战工作、民族工作问题,强调开展统战、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强调要落实统战政策和民族政策,要保持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接触,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927,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会议,集中讨论支持各民主党派恢复活动的问题。1018,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联合办事组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开会,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恢复活动的意见,提出首先是恢复、建立各民主党派中央的领导班子。

197712日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上,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重申了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并肯定了民主党派的历史贡献和统战工作的巨大成绩。各民主党派的中央临时领导机构成立后,开始着手恢复、建立地方组织和恢复活动的工作。自197710月起,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召开新的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相继恢复的各民主党派省级组织参加了新一届政协会议。紧接着,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民主党派地市的基层组织也陆续重建并恢复了活动。

1979615召开的五届政协二次会议。由一年前当选的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致开幕词。邓小平庄严指出:“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光荣的历史,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也作了重要的贡献。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所不会忘记的。现在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五届政协二次会议,重新确定了民主党派的性质。民主党派再也不是资产阶级政党,不是“反动党团”,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通过与民主党派人士谈话,邓小平第一次郑重提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他强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方针,希望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国家大事,热心社会主义事业,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方面的工作,勇敢地、负责地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和批评,做我们党的诤友,共同把国家的事情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