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浏览字体:            打印页面
第一节 参政与“以德治国”

一、“以德治国”的社会意义

(一)“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

“以德治国”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规范。19961010,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结合新的形势需要,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奋斗目标、核心内容、主要手段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次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了道德建设的意义。他指出:“提倡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同时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

20006月,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阐述了法律和道德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他指出:“法律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互相结合,统一发挥作用。”

2001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明确提出了“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同时他还强调:“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

“以德治国”,这既是对古今中外治国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完善和创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政权的性质、党和政府的根本宗旨以及具有的政治优势,决定了比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更重视思想道德建设。 “以德治国”思想,既弘扬了我国古代德治思想的优良传统,又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批判继承治国传统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

(二)中华民族道德修养的文化积淀

中华民族道德修养有着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其中关于道德修养方面的要求非常丰富。从先秦时期到清朝末年,由孔子、孟子等儒学家奠定思想基础的德治思想理论框架,经过汉代学者初步系统整理和发挥,再经过宋明以来诸多思想家的理论思辩和逻辑论证,最终形成一个内容庞大、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孔子较早提出修己学说,认为“修身才能正己,正己才能正人,正人才能以德齐家,以德治国”,把修身同个人立身处世、治国安邦联系起来。我国历代不少政治家重视儒家的主张,把遵从伦理道德与政治统治融为一体,作为治政的根本。在我国历史上,推行德治仁政的朝代,基本上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反之则难逃官场昏暗、内乱迭起、人亡政息的可悲结局。其中明朝的历史,具有许多借鉴、汲取的教训。明初,开国皇帝朱元璋很注意重典治国,在官吏铨选、考核、监督方面也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制度。但中后期,随着整个国家机器日趋腐败,制度也遭到严重破坏。据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记载,科场舞弊盛行,以至“不肖有司应劾者,反以贿得荐;应荐者,多以不贿止”。到崇祯上台,面对一批贪才、庸才、蠢才的官吏,尽管决心整饬吏治,但已积弊难返。

中国的历史传统中,道德不是宗教性的而是世俗性的、伦理性的,政府负有道德教化的责任。不仅如此,人们还习惯于自己的领导人具有崇高的人格修养,具有对规范和调节社会不同利益主体和利益关系的道德的尊重,要求政府官员需要具备较高的道德素养,能垂范于世,感化群众,激发起普遍的道德感。

要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仅仅靠挖掘优秀文化传统的积极作用是远远不够的。推进道德建设,必须与时俱进,必须致力于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与时代要求的相互结合。江总书记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务求实效,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五种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在新时期的延续和升华,也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具体体现。我们要结合本地的实际,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

(三)德治既是治国的手段,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目标

市场经济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坚持诚实信用,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的道德标准,它要求企业必须讲信用,重信誉,注重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精神的塑造,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如果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各利益主体都不讲道德约束,不讲相互合作、相互制约和尊重,那就会形成市场秩序的混乱。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体制转换的大变革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相应的社会道德观念正在构建之中,难免会出现道德无序甚至失控的状态。加上西方腐朽思想的侵入,大肆攫取社会公共财富、假冒伪劣、坑蒙欺诈等丑恶现象时有发生。贯彻“以德治国”重要思想,有利于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促使人们在通过诚实经营和平等交易而获取利益最大化过程中自觉地形成道德约束,努力促进文明服务、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等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和发扬,为构筑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道德规范、道德堤防及人们内心的道德保证奠定基础。

 同时。从现实性来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思想领域,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变革和影响,人们封闭保守的思想观念被打破,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意识都有了新的增强,但同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也对一些人的思想产生了消极影响,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观念的膨胀,败坏了社会风气,严重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健康有序发展。加强道德建设成为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迫切要求。

 我们的党和政府,本质上说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这是最根本的“德”。因而,在治理国家上,以人民为本,一切相信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是“以德治国”的核心内容;审慎制定并执行适合客观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更多的利益,是以德治国思想的重要体现;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严于律己,为官清正,以自己高尚的品德来影响和带领广大群众,则是以德治国的必然要求。

 从个人的角度看,人的自我发展很重要的内容是人格的自我完善,而人格的完善主要依赖于道德水准的提高,一个道德水准低下的人是不会有健康人格的。同时,道德与法治比,它是人类社会一个永恒的概念,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离不开道德的规范。而法治则是历史的范畴,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它就会自然消亡。从这个角度上讲,德治的意义更加广范、更加深远。

 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也很注意造就一种精神依托,在教化和引导民众精神方向很有自己的一套做法。如美国就特别重视道德立法,美国联邦制定了《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政府道德法》,36个州政府制定了与此相关的法律。美国国会两院设有道德委员会,对违反道德法的各级公职人员予以严肃惩处。

(四)“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构成一个完整的治国方略

 《论语》中孔子将政治分为两大类,一是“道(导,用董仲舒说)之以政,齐之以刑”;二是:“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那么,“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政治就是:先“齐之以刑”,而后“导之以德”。先用法律进行约束,然后用“德”来安抚、引导,并要求人民“记吃不记打”。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和道德都是由一定经济关系决定并为其服务的上层建筑。法制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其地位是相同的,都产生于经济基础之上,是经济关系的反映,共同为经济基础服务;都是广大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尽管法律和道德都约束人的行为,但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实现形式。前者是国家以强制手段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以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其特点是强制和他律,着重要求的是人的外部行为的合法性;而后者是在人们内心道德信念的基础上形成的行为规范,是对自己行为的自我约束,其特点是强调教育和自律。法与道德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既各有其特殊作用,又殊途同归。法治外,德治内;法治流,德治源;法治身,德治心;法止恶,德扬善;法治给人民的民主权利以保障,德治则以为人民谋利益为根本。法治德治互济,方可天下大治。

 可见法律和道德都是调节社会人群相互关系以及行为的规范,各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功能。法律带有权威性和强制性,以法治国,避免了随意性、任意性,保证了国家社会生活有秩序进行和人民的合法权益;道德依靠社会舆论,依靠人的价值判断,依靠人的良知和传统习惯来维系,虽没有法律那样的强制性,但在社会生活中也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可以说,法制是德治的升华,德治是法制的思想前提,二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二、“以德治国”的思想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以德治国”的理念

 马克思开创的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揭示了经济、政治、文化的辩证关系: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则是经济基础与国家政治的能动反映。现阶段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着眼于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要坚持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坚持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相结合,坚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并积极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成果,要正确处理和认识各种利益关系,树立社会主义义利观;要周密制定和实行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道德建设指导计划。

江泽民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的治国方略,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产生的重要思想成果,她把现代化的世界文明成果与中华文明优秀民族传统熔为一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德治与法治的建立和完善,是同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分不开的。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没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就没有高度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就没有真正健全的法治和德治。相反,只有逐步实行“法治”和“德治”的基本方略,才能实现安定团结,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并随着这个物质基础的不断发展壮大,而逐步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和德治。实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必定有一个逐步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党的领导作用就在于在立足本国实际、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的基础上,通过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策略和措施的制定,通过对德才兼备、忠于人民、忠于职守的干部的培养、选择、推荐和使用,通过自己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及通过对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引导和教育,来保证法治和德治的顺利实现,以最终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二)中国传统的“以德治国”的理念

 中国传统的“以德治国”的理念,是对中华文明优秀民族传统的继承发展,其思想源头渊源于中华智慧的思想主流之中。按照司马迁《史记》记载,以德治国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根溯源到5000年前炎黄时代中华文明生成期。中国从尧舜禹时代起,已经开始出现“人心惟危、道心惟徵”的情况,氏族自然共同体面临解体。这时,一方面,道德开始从自在状态走向自为状态;另一方面,原始的法律开始产生。但它的产生是直接为德政服务的,如对氏族成员提出了五典五教九德的规范,对氏族首领提出了不矜不伐的律条,如违反则实行五刑。其核心是“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及“有德惟刑”。

 儒家讲“仁”,孔子把“仁”视为“至德”。而作为“至德”标准的“仁”字本身就从二从人,表明它强调的就是要正确处理人际关系。怎样才叫做“仁”?儒家认为,最根本的就是要“亲亲”,即所谓“孝悌”,也就是要孝敬父母,尊敬兄长。与此同时,把这种孝悌之心推而广之。正如孟子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对儒家的这种道德要求,孟子曾把它归纳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这种道德思想在我国古代其他学派中也有充分的体现。例如墨家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主张“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下》)

 古代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都是道德至上的表现。对中国传统的“道德至上”的理念,应该剔除其封建性糟粕,进行合理地继承。

 应该指出的是,在《论语》、《道德经注》、《释名》、《玉篇》、《文心雕龙注释》、《经典释文》等我国古籍中,对“德”已经有各种各样的诠释,并逐步形成一整套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道德规范。

当然今天的“德治”与儒家的“德治”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待人民的不同立场。儒家的“德治”思想是建立在“民本”思想的基石上的。儒家的这种“民本”思想,本质上是一种“治道”之术,用心是在于劝诫封建统治者采用“怀柔”之术,用小恩小惠笼络民心,并通过道德教化归顺人心,而决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决不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今天倡导的“德治”,理论基石不是儒家的“民本”思想,而是唯物史观,是忠实地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关心人民的疾苦,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

(三)“以德治国”的基础与前提是“以德润身”

“富润屋,德润身”是古人一向倡导的思想。个人道德修养程度,与国运兴衰、民族荣辱、事业成败密切相关。孙中山先生在总结中国百年衰微、落后挨打的历史时痛心疾首地指出:“现在各国都进步了,只有中国是退步的。何以中国退步?就是因为外国政治经济的压迫,推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中国人不修身。”他强调:“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有世界。”社会发展到今天,我国公民的道德水平有了普遍提高,但与现代社会公德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建立一个崇尚道德、秩序良好的国家,既要靠治国者,也要靠每一个人的具体行动。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如果每个人都能严于自律,用高尚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并以实际行动来影响、感染社会和他人,这就达到了德治的最高境界。

“以德治国”相对于每个普通人,就应该是“以德润身”,保持自身良好的道德修养。这种修养起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善恶分明的是非观、积极向上的奋斗观、追求“双赢”的利益观、刚直守正的节操观、忠诚守信的人际观、达观自律的处世观、崇尚科学的生死观等等。

(四)“以德治国”与“以德治党”

“以德治国”是在党的领导下,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不断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利用道德的内在约束力,达到治理国家与社会稳定协调发展。

“德”是“以德治国”的内核。作为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德治,首先和更重要的是针对广大党员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提出的思想道德约束,要求党员及党的各级领导率先垂范,以德管理国家事务,以德行政,以德正身,为人民群众做出道德榜样。另一方面,“以德治国”是对党重视思想道德建设光荣传统的继承,同时也是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从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对党的执政提出的更高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道德面貌,不仅直接影响党自身的政治权威和执政能力,而且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道德水平和道德风尚。同时,“以德治国”是通过党的领导、通过广大党员干部的努力来实现的。邓小平曾指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

“以德治党”要把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摆到突出地位。教育是基础。党的思想道德教育必须体现出其“先进性”,体现出对党员,尤其是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更高要求。

“以德治党”要加强思想道德法制化建设。要使党的思想道德成为党内的一种强制性规范,就要求党员和干部去执行,要求他们作出奉献、承担超出相应权利的义务。惟有如此,才能使党保持和确立道义上的权威性,并使权威和权力统一起来。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和《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的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等,标志着党的思想道德建设步入法制化轨道。

“以德治党”实施道德跟踪与健全道德监督。以是否有利于人民、国家和社会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的审视、审察和审评,对党员与领导干部进行道德整治与做出记录,并加强道德监督,是“以德治党”的必然要求。为此,必须切实做到:通过组织、人事部门的考评、民意测验、基层调查来了解和掌握党员与领导干部的道德状况,根据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开辟群众监督渠道,让人民积极参与对党员与领导干部的考察。

三、“以德治国”的基本原则

(一)道德重在养成,贵在教育

加强道德建设,必须在有针对性的加强道德教育上下功夫。从其普遍意义来说,就是要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个核心,在全社会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建设,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载体,是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有效途径,是加强党的群众工作的新方式。要深入扎实地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在全体人民中广泛开展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反对迷信愚昧、抵制各种歪理邪说的健康气氛,不断提高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树立良好的精神风尚。一切大众传媒、一切文化场所、一切精神产品,都要成为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倡导科学精神的重要阵地,决不给错误思想言论和文化垃圾提供传播渠道。

目前,我国正处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社会成员比较复杂,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层次不同,因此开展道德教育,必须坚持区分层次、分类指导的原则,倡导先进,照顾多数,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使不同阶层、不同思想道德标准的人们和谐共处、同心同德、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二)坚持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核心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全部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标志。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之所以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是由于社会主义本身是为广大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事业,因而以为人民服务为出发点和归宿,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灵魂和精髓,这当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德治的根本价值取向。要使这种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核心价值观转化成全党、全军、全民的共识和自觉的行为,除了要通过榜样示范、社会教化、礼俗引导、舆论褒贬等多种途径来推而广之之外,还需要借助法治的手段来激励或规范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例如,通过立法规定的人民代表选举和监督制度,从本质上集中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为实现人民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道德精神,并从中起到动员、激励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在党的领导下,使其充分发挥依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推动作用。这种将立法精神与立德精神融合、渗透的做法,使为人民服务核心内容的凸显,在德治和法治的紧密结合中找到了现实的支点。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内容,甚至可直接转变为具有最高权威的法律。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7条第2款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三)坚持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

在我国,“集体主义”一直是社会的精神境界。“集体主义”是与“个人主义”相对的基本道德原则,是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的“正确的”价值取向。它要求一切“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强调集体利益的道德权威性,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集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处理公私关系、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的道德原则,有其价值的科学性和内在的客观必然性。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尤其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对它的理解和贯彻出现了很大的偏差。这突出表现为脱离实际生活、脱离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来抽象地谈论坚持集体主义;同时,不正确地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对立起来,忽视和过多地贬斥个人利益,这既使得追求正当的个人利益受到很大的压抑,也使得追求集体利益缺乏真实感。

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行,在农村实行统分结合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国有企业推行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现代企业制度等一系列改革,一定程度上调整和规范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关系,更好地坚持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随着社会的进步,集体主义原则的道德精神将在实际生活中得到真实的体现。

四、参政议政与“以德治国”

(一)坚决贯彻“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

对“以德治国”思想的重大现实意义,应当从现实针对性的视角去认识,即从塑造精神支柱的角度,从塑造理想、信念的角度,从塑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角度,作更加深入的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长期执政的老党、大党,未能利用有利时机巩固和发展自己,却积弊甚久,最终毁于一旦,甚至解体。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这些党垮台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自身建设的涣散,包括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的涣散,结果导致党员丧失共同的理想、信念,精神支柱崩溃,离心离德,分裂瓦解。

可以说,“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并不只是针对要不要重视道德的社会作用的问题,而且是针对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新世纪中,怎样塑造全体党员共同的理想信念,归根到底是怎样塑造党、国家和民族的共同精神支柱的重大战略问题。

统一思想的最终目的,是要把“以德治国”的思想贯彻落实下去,而不是仅停留在号召上,停留在理论上。“以德治国”作为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要落在“治”上,否则,便称不上是治国方略。

贯彻落实“以德治国”的方略,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站在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高度,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体讲,必须大力推进“三个结合”。

一要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要把传统思想道德规范中的积极因素发掘出来,使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

二要加强对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教育与发挥领导干部的道德表率作用相结合。中国古代的德治,主要强调施“仁政”、重“教化”、治官吏、建立伦理纲常,以达到强化道德规范的约束作用,实现德治的目的。这对于我国的治国方略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

三要弘扬正气与加强对不道德行为的管理相结合。加强道德建设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把正气扶起来,把邪气压下去。

(二)“以德治国”的关键是“以德治官”

中国历代都十分重视官吏的道德品质。早在夏朝就有所谓“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尚书·尧典》)的政治清廉思想。西周时,更是接受了夏商两代后期由于官吏失德而毁政亡国的教训,在选拔官吏时特别强调道德品行,以“六德”即知、仁、圣、义、中、和,“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作为选拔官吏的法定标准。

世界上许多国家为了有效地制止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滥用权力,都制定了规范公务员行为的专门法规。例如日本、德国、法国、奥地利、瑞士等国的《公务员法》,英国和印度等国的《文官守则》,芬兰的《公务刑法》,加拿大的《利益冲突章程》,新西兰的《国家部门法》,这些法规都规定了对公职人员监督的主要内容,包括财产申报制度,公开办事制度,禁止经商制度,限制接受馈赠制度,贪污、贿赂惩戒制度,舆论监督制度等。

在现实社会中,解决腐败问题,要重视制度和法制建设,更要重视领导干部的官德建设。反腐败,制度和法律非常重要,但制度和法律又要由人去执行,而人的行为受思想道德的支配。道德的堕落往往是腐败的开始,“不法”源于“不道德”,这是千古真理。

邓小平反复说:“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以身作则非常重要。群众对干部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如果广大党员与党的各级干部不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和主观世界的改造,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准则,就不可能引导群众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如果没有党员与党的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没有领导者崇高道德的“人格力量”,“德治”必然沦为一种空洞的说教,国家也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治理”。孔子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苟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这些都从一定的层面说明了这个问题。

“以德治国”要求领导干部应该讲“官德”。所谓“官德”,就是领导者的思想道德。领导工作是一种特殊职业,具有很强的政治性。领导干部担负一定的职务,掌握一定的权力,也承担着相应的责任,他们的品德如何,不仅仅是个人的事,而且关系到党的形象。

讲“官德”,必须廉洁自律,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只有清正廉洁,才能真正为民作主,为民办事,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执政党的地位才能牢靠。作为领导干部还要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不被金钱所惑,不被美色所迷,不被人情所困,才能耐得住寂寞,管得住小节,守得住清贫。不能只想到贪图安逸,更不能利用手中权力满足私欲,应该时刻想到职务是组织上任命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党的事业出力,为广大群众服务,以高尚的职业道德用好手中的权力。

讲“官德”,认识是起点,行动是关键。古人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事实证明,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为官者道德品质的好坏,直接影响事业的兴衰。清醒地认识立德修身的极端重要性,切实把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起来,切实做到“上不愧党与国,下不愧民与子”,就能带领群众前进,社会主义事业就能越来越兴旺发达。

(三)参政议政与建立道德规范体系

建立和完善相应的道德规范体系,是“以德治国”的基础工程。道德是无所不在的,建立与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应当是全方位的工作。主要包括:(1)干部道德规范,即所谓的“官德”。(2)经济领域中的道德规范,即所谓的“经济伦理规范”。(3)社会成员最基础的道德规范,即所谓的“公民道德规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参政党可以铸造商业道德出发进行参政议政,全方位建设道德规范体系。

一是大力开展商业道德教育和宣传,使在以德治国进程中加强商业道德建设的意义家喻户晓。要通过家庭、学校、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引导人们追求积极健康的精神生活,确立商业道德为本、操守为重的价值观念,自觉履行商业道德责任。

二是建立和健全产权制度,明确产权关系,塑造主动关心和维护自身物质和精神利益的市场主体。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恢复和建立全社会商业道德体系的重要社会基础。

三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特别是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用制度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借助于法律和制度,使信誉成为促进企业和个人的发展的无形资产,形成商业道德者获得利益和方便、失信者受到惩罚和不便的游戏规则。教育和自我修养是商业道德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但不可能对每个人都同样有效,因而应当重视但不能依赖于教育和修养。在当前情况下,“乱世用重典”,依法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处力度,从而提高失信行为的经济和社会代价,是尽快建立商业道德供给机制的最有效途径。

四是建立健全个人和企业商业道德资信纪录、评估机构,建立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按照完善法规、特许经营、商业运作、专业服务的方向,加快建设企业和个人信用服务体系。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和设备,建立覆盖全国所有公民和企业的商业道德档案记录与评估和查询网络,缩小信息不对成性,提高失信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和可预防性,降低一次性博弈中失信而获利、守信而受损现象发生的概率。

五是积极发挥政府的监管职能。政府的商业道德作为本身就是对社会的示范和引导,另一方面,政府可以有效地促进个人和社会商业道德纪录、评估、监督机构的建立和健全,从而促进社会商业道德体系的建立。

(四)参政议政与“以德治党”

人为本,德为先的思想是“以德治国”的理念,也是参政议政的理念。

我国古代特别重视人的地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人与天地参”,把人视为整个宇宙的中心,只有人才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因而《尚书》说:“民惟邦本。”在政治上把百姓视为国家的根基。正确继承、借鉴这些思想,是参政议政的一个课题。

德治重视人的价值、责任和义务,认为人要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实现价值和报负,就必须从“修身”开始,主要的就是要加强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左传·哀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这即是认为人世纪不朽之事有三种,而“立德”为“大上”。显然在古人的观念中,立德是至高无上的。先民把人的道德修养放在极高的位置。在今天看来,是必须提倡的。只有一定的道德修养,才能进行参政议政。

在中国道德文化中,人并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社会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与西方重视个体、强调自我、张扬个性不同),因此中国传统道德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倡导“同甘共苦”、“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甚至“以天下为己任”,“兼善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人有更高的道德要求。所有这些,既是参政党应遵循的准则,又是参政党的理想。

如前所述,目前党的队伍中的思想道德建设存在着比较突出的问题。一些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经不起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经不起“酒绿灯红”的诱惑,以公徇私,以权谋私,见利忘义,贪污受贿,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严重;一些地方和部门党风政风不正,干群关系紧张,官僚主义、衙门作风充斥,人民群众极为不满。江泽民曾把党内消极腐败和不道德现象明确概括为九个“不”,即不认真学习理论,不深入思考问题,不调查研究、扎实工作,不体恤民情,不勤俭节约,不造福人民,不用权为民,不长远谋划,不顾全大局等。这些问题反映了我们一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颓废、滑坡,道德觉悟下降。这些,是参政议政的主要内容之一,又是参政党应该警惕的问题。